归途

父亲送我们到罕井火车站时，特意把他的上海牌手表系在我纤细的手腕上。银白表链在晨光里晃荡，秒针划出的圆圈仿佛某种神秘预言。那年我八岁，尚不知这枚机械心脏将在接下来的八千里路途中，用滴答声丈量我与故土的距离。

K字头绿皮车摇晃着驶入站台时，母亲突然攥紧我的手，她的掌心沁着薄汗，就像我们在西安站过夜时，候车室瓷砖地上凝结的露珠，站台上蒸腾着煤烟与油条香，穿军绿色工作服的列车员挥动铜哨，哨声刺破黎明，惊飞了电线杆上成串的麻雀。

硬座票终究是奢望，我们在车厢连接处“安营扎寨”，母亲用藤条箱和网兜筑起临时堡垒，铁皮地板随着车轮震颤，我的牙齿总在深夜撞出细碎声响。对面蜷着个戴羊皮帽的维吾尔族老汉，他的铜壶在每次过山洞时便唱起呜咽的歌。蒸汽在顶灯下织成薄纱，模糊了车窗上层层叠叠的霜花。

第三天清晨，戈壁滩的烈日把玻璃烤成琥珀，我趴在褪色的蓝窗帘缝隙间，看赭红色砂砾如熔化的铁水漫过地平线。母亲突然捂住我的嘴——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在问外祖父番号，我的童言撞上她紧绷的脊背，化作一节无声的休止符。直到那人走远，她才用浸过冷水的花手帕擦拭我脸上的煤灰，指尖的颤抖比火车颠簸更甚。

奎屯客运站的碱土呛得人睁不开眼，母亲掏出介绍信求搭物资车，戴白帽的司机用机油抹了抹后视镜：“建设兵团的娃娃，上来吧！”中巴车在搓板路上跳着胡旋舞，黄沙从窗缝钻进来，给每个乘客扑上“金粉”，母亲数着里程碑哼起秦腔，调子被颠簸截成碎片，散落在128团三连的排碱渠里。暮色四合时，远处克拉玛依的抽油机在唱歌，我的塑料凉鞋陷进盐沼，芦苇尖刺扎进脚掌的瞬间，远处突然亮起一盏马灯。

姥姥举着灯站在地窝子门口，蓝布衫上别着垦荒奖章，灯影里浮动的银丝比去年又密了些，姥爷的军用水壶仍别在腰间，壶身弹痕被月光擦得发亮，当他的大手裹住我渗血的脚丫，那些在行李架间悬空的夜晚、被煤灰染黑的馒头、陌生人审视的目光，突然都化作决堤的泪，把戈壁的星空泡得模糊荡漾。

姥姥姥爷用坎土曼挖的土灶上，铁锅正炖着沙枣花馍，蒸腾的热气里我忽然看清墙上那幅泛黄地图：从西安到奎屯的蜿蜒红线，恰与姥爷当年随王震将军进疆的路线重合。那块上海表后来停在了凌晨三点十七分，母亲说它记住了故乡最深的夜色，而我的脉搏里，永远奔涌着绿皮车穿越河西走廊时，那串与铁轨共鸣的古老节拍。（李菲菲）